365bet开户 外军资讯 【365bet开户】西方做梦全面改造中国 称中国强硬因受害者心态

【365bet开户】西方做梦全面改造中国 称中国强硬因受害者心态



《经济学人》近期刊发《中国要什么》的系列文章,认为中国近年外交日趋硬朗是受历史“受害者心态”困扰下改变现状的行为,提出以融中国入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来最终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议。这种论调扭曲解释了中国行为根源和中美关系本质,有害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
西方精英层普遍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带来稳定与繁荣,拒绝它就是“捣乱”和破坏现状。实际上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脱节越来越明显。过去的十余年中,美国对不同区域介入尽显其外交笨拙,带来的是更多动荡和危机,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经济的衰退、国内政治分裂与社会问题的加深。实力衰退却固守霸权导致悲剧的历史并不鲜见。西方清醒的战略家保罗·肯尼迪、戴维·卡莱欧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指出帝国扩张的严重危害,并建议美国让渡霸权和转移责任。然而1/4个世纪过去了,美国决策群体构建“自由秩序”的霸权梦照旧。
西方许多人以“受害者心态”分析曾深受列强瓜分蹂躏之苦的中国的对外行为,以此表明中国不满美国领导秩序并试图强力改变的倾向。实际上,这种心态警醒中国人的是要自强,而不是扩张。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就告别了“受屈辱”的时代,自身实力增强更突出中国与他国以平等与相互尊重方式交往的诉求。固守“受害者心态”的陈旧解释低估了中国以自身改革来适应与改进国际秩序的能力。
美对华指责声调不断提高,实际是对“改变中国”这一西方世纪使命失望的表达。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到外交使臣马戈尔尼,再到当前的美国,西方始终有一个全方位改造中国的梦。美国学者总是有以西方代表的“条约体系”击败中国清朝代表的“朝贡体系”解释当前中美互动的倾向,展露的是以“师爷”姿态教导中国改变的西方优越论。然而始终难以读懂中国的美国最终发现中国坚定拒绝西化。当发现难以改造中国时,美国就开始树规范。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美国的规范却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信奉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内政不容干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背道而驰,它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利益至上、“主权相对论”、霸占全球公域。以此视角处理对华与亚太关系,美国就黑白颠倒地将按国际规范行事的中国涂抹为违规者。当发觉“规范”也难奏效时,美国自然回归到西方惯有“争权力”视角看中国的旧思维中来。这时就会发现,当我们认为“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意在强调合作与包容时,美国就将其解释为中国要将西太平洋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当中国表达坚定融入现有国际秩序时,美国就认为是挑战其领导地位和改变现状。
应该说,美国建“自由秩序”与中国建平等、相互尊重的中美关系两者间并非根本截然对立。然而在欠缺换位思考和懒于深刻反思前提下,美国总是会颠倒亚太既有秩序改变者,以荒唐理由解说中国行为。这也难怪美国总是会得出将中国带入“自由秩序”进而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这种臆想式结论。引领美国负责任思考中美关系可能是中国最终摆脱不了的责任。
责任编辑:忠诚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走势

展望2020年外交任务,王毅也特别提到,“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但决不接受所谓单边制裁和任何霸凌行径。”

实际上,两国一直试图就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定位,探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路径。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元首正式确立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转折点。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首次会面,主张“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刘卫东

“美方对华政策应尽快回归正确轨道,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应得到切实尊重。”王毅在主旨演讲中说道,“我们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但决不接受所谓单边制裁和任何霸凌行径。”

结构性矛盾

由于长期心存敌意,美国对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严密防范,在防范之余,还一直期待能改变中国。美国对华实际上是采用了“切香肠”的方式,即通过所谓和平渐变而非激进促变,从边缘利益、重要利益再到核心利益,一步步蚕食中国原有的模式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战略选择。在综合考虑了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反应、政府承受力之后,有分寸、有步骤、有反复地逐步向中国施压,一方面在核心分歧议题上言辞强硬但行动谨慎,用和平施压的方式步步紧逼,通过反复但耐心的对抗充分展示美国可以容忍的边界,适时用言辞的升级来表达美方的决心,迫使中国做出妥协;另一方面则持续采用积极正面的鼓励来诱导崛起中的中国遵守现行规则、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通过一堵一放这两手,在保持合作的基本框架下促使中国在美方划定的界限内行事。

“中国是中美关系的塑造者,正是改革开放驱动了中美关系最初的建立和发展,”陶文钊对于中美关系中长期的前景表示不用过分悲观,“下一步我们可以继续做好塑造者角色,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保持中美双方之间正常的人文、科技交流与合作。”

365bet开户,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相互依赖的加深。换句话说,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中美双方必须进行合作。然而,在事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并不能真正缓解乃至消除彼此间的猜忌,中美战略互信远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中美关系发展波折起伏的根本原因。

第四,美方认为中国在试图修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现实是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这样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核心,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以联盟和驻军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中国改变现状的行为仍然是议题主导性的,主要是基于合理的国家利益所作出的反应。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提出确实具有了某种战略性的色彩,但前者是结合了亚洲地区的现实需求而推出的,目的在于填补原有机制的空缺且对美国开放,如果愿意美国完全可以加入;后者的目的也非蚕食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样也是开放性的,这与美国已经建立的同盟体系有本质区别。

重申中美关系发展最大启示

尽管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但还难以和美国相匹敌。中方没有干预美国的内部事务,倒是美国不断插手中国内政,在关乎中国最高国家利益的领土与主权问题上动作不断。从战略态势上依旧处于优势的美国就应当首先在中方最为关切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来缓解中方的疑虑。中方则可以实际行动宣示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承担适当的国际义务,在美国所关切的问题如核不扩散等问题上拿出更为积极的姿态。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其对华战略一直处于摸索之中,外在表现也像过山车,忽上忽下,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在2014年中美关系出现一个明显的V字形变化之后,2015年的上半年,中美之间再度陷入激烈的对抗中。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继1995和2005年后,再度掀起一场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辩论,各种对中国外交走向和中美关系前景表示忧虑、鼓吹美国加强对华施压的言论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对美国政府是否以及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战略的讨论也成为中美两国智库研讨激辩的热点。美国各界究竟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外交姿态和作为?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走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成为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外部环境中的核心议题,值得认真关注。

【365bet开户】西方做梦全面改造中国 称中国强硬因受害者心态。在总结2019过去一年的外交工作成绩时,王毅特别提及“积极运筹同主要大国关系,为保持国际局势总体稳定不断注入正能量”。“今年以来,我们本着对两国人民、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继续寻求同美方进行建设性对话。”他强调说。

【365bet开户】西方做梦全面改造中国 称中国强硬因受害者心态。进入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来袭的大背景下,美国的霸权心态则因为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而变得愈发不自信,对华防范心理更为强烈。未来中美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在合作加深的同时,中美竞争与摩擦的风险也在增大。因此两国适时寻找办法来提升战略互信、避免双方恶性竞争乃至对抗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中美实力的拉近,也将为双方的平等对话提供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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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bet开户】西方做梦全面改造中国 称中国强硬因受害者心态。12月13日,在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敦促美国尽快冷静下来,树立理性的“中国观”和正确的“世界观”。

探寻建立互信

第一,美方认为中国拒绝遵守国际规则,试图通过单边行动解决争端。而现实是,中国的崛起完全是在遵从现有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目前加入的国际条约已经达到美国加入总量的90%以上,以莫须有的罪名发起征服一个国家的单边军事行动是美国的专利,现实中中国有时比美国更遵守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的约束,美国指称的所谓单边行动,往往只是中国没有遵从美国的要求而已,而美国要求中国遵守的某些原则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己却拒不签署,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只是因为美国已经习惯于作为霸权国为所欲为,对别人指手画脚,才会对中国的举动如此敏感多疑。

“2019年,无论是在中国外交还是国际形势中,中美关系无疑都是最受关注的议题。”他在演讲中专门辟出一个段落表明了立场。

基于历史经验的认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抱有很大的戒心。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无疑会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少西方人将中国和当年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和前苏联相类比,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不满现状的大国”,很可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而中国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在美国看来则是中国有意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姿态一直没有实质变化,都是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而中国的对美姿态也未发生质变,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慎重冷静处理对美关系仍是国内主流思潮。美国虽然对华疑虑明显上升,但也只是担心中国可能会逐步蚕食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范围,而并非像苏联那样在全球与其争霸。美国的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目标是有限的,因而美国彻底转变对华政策似乎仍缺乏足够的推动力。中美关系被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客观上正面与负面互动相互渗透、交织,难以打破平衡,主观上两国均希望维护自身利益,又不愿意为此而与对方发生激烈冲突。这种胶着状态意味着两国关系发生突变并不容易。

王毅进一步强调说,40年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最大启示,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争取的是自身的正当发展权利,从来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我们坚持的是国际公平正义,坚决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王毅重申道。

妥处分歧是关键

第三,美方认为中国可能学习俄罗斯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因而需要提前压制。中国与邻国确实存在不少领土争端。美国处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时候,总是通过对外战争获取并不存在争议的别国领土,美国可能是基于自身发展过程从而对中国产生这种猜测。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周边邻国发生的有规模的战争只有三次,即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中国都没有侵占他国领土,甚至是在已经实际占领有争议领土的条件下又主动撤得更远,这种做法恐怕美国是很难理解的。历史确实不能证明未来,但在中国完全有能力使用武力夺回已被外国非法占领领土的背景下,中国知道可为而不为,甚至为平息争端还多次主动退让,避免产生进一步的冲突,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中国的诚意呢?

偏执行为削弱自身国际信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摇摆性更是增加了中方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担忧。美国将对华关系定位为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采取接触加防范的对华战略:通过接触和交往,力图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国实现政治多元化和西式民主;采取防范和围堵,则是应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防止中国“脱轨”来挑战美国的霸权。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干预中国内政,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动作频频,这就使得中方不得不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怀疑其合作的诚意。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给现在的中国定位?单纯的竞争对手,未来的挑战者,潜在的合作者,非敌非友,还是所有之和?美国习惯于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单分为友好和不友好两类,中国不属于任何一类,从美方的视角来看,中国虽然比过去主动得多,但又一直没有完全越界,这就让美国很纠结,在相对国力下降、各类挑战多发、中国价值增大的现实下,这种纠结感愈发浓厚,并不断引发美国对华战略的辩论和反思。

2019年12月1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京出席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外交部网站 图

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巨大分歧。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反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多年的冷战经历更强化了美国人仇视共产主义的思维定式。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而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此来形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再恰当不过了。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属于“异类”的“极权国家”。尽管近年来中美的合作不断深化,但它远未化解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隔阂。而冷战后“民主和平论”的流行更是将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安全利益完美地结合起来,推进民主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官方的安全报告包含这样一个逻辑: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可以说,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和“民主和平论”是各色各样“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无论美国具体的对华政策如何变化,推进中国“民主化”是其政策的重要目标。而中方则高度警惕,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和平演变”中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蓝普顿今年1月曾被北京外交学院评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知华派”学者,而且他以往的对华评价都是比较客观温和的,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也比较理性。因此从他的口中说出如此的警世危言,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无独有偶,其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也在附和蓝普顿的言论。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柯白表示:“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自称为中国“诤友”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表示:“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存在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将美国的行动概括为“经济民族主义”和“外交现实主义”,在“互动方式”上采取“冲突性互动”,减少对华接触和合作。

美国的最大关切是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损害美国的霸权利益、是否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中方的最大关切则是美国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干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双方的政策,两国必须在战略互信的问题上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

不过,“竞争对手”一词在西方的语境下并不具有十足的贬义,也绝不必然成为敌人。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心和不满虽在增加,但却始终无法毅然决然地将中国归于苏联一类,因为中国始终没有给其机会。首先,从战略上说,对于中国真实的长远意图究竟是否是排他性的、争霸性的亦或是欺诈性的,美国内没有也难有统一认识。多数观点并不认同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中国没有建立反美军事同盟,拒绝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没有海外基地,没有动用武力吞并一个国家或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也从未与美国爆发千钧一发的军事危机,更没有针锋相对地在全球范围内处处与美国为敌,因此美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把中国划为敌人。其次,从双边关系上说,中美的合作已经遍地开花,在反恐、防扩散、国际维和等政治议题上,中美的实际合作不断加深,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气候变化、反海盗、国际救援等议题上,两国的合作更是走在了前面,即使在最为敏感的军事领域,接触和交流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持续深化。再次,中美之间的社会和人文交往远远超过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水平且呈大幅增长之势,每年有几百万人员往来其间,美国是中国人首选的留学地和移民对象国,美国人来华留学的势头也迅猛增长,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情况显然跟敌人的定位沾不上边。因此,即使是最强硬的美国右派,也没有理由直接将现在的中国称为敌人。

相比于往年的发言,今年王毅在主旨演讲中对中美关系着墨颇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双方的战略竞争难以避免,因此要真正建立起战略互信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双方长期的共同努力,可以首先从对方的最大关切着手。不仅如此,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消除双方的竞争,或者解决所有的分歧,而是要避免误解和由此引发的战略对抗。只有双方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直面分歧,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双方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才会逐步建立起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访美之行中,习近平主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提出四点原则,即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这些原则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核心,涵盖了政治、经贸、安全、社会等各个领域,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样也可以满足美方的利益需求。希望美国政府可以从中看到中方的诚意,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与中方共同努力,实现中美两国的双赢。

“中国因此往往成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王国委说‘内病外治’就是这个意思。”陶文钊进一步说道。

中美要建立战略互信,双方就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来消除互相的忧虑。如果过去中美两国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将重点放在强调共同利益、推进战略合作层面的话,那么未来中美就应当在继续深化合作的同时,将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引发相互猜忌的分歧上来,注重了解对方的关切所在,释放出善意,加强沟通和协商,以缓解乃至消除相互间的猜忌。

第二,美方认为中国正在采用“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试探性获取额外的利益,因此必须予以阻止。所谓“切香肠”方式是美国学者的发明,意即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采用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渐进战术,最终达成宏大目标。历史上德国和苏联都曾采用此法来蚕食外国领土而令其他国家难以干涉。但是应该看到,首先,中国提出的所有领土主张均具有某种历史依据,原来没有明确提出的固有权利并不意味着永远都不能提出;其次,政治诉求随动于能力变化是普遍现象,新生的美国就通过“切香肠”的方式在北美持续扩张,又占领波多黎各、夏威夷和菲律宾,而中国虽然实力已然远超周边,但从未像美国那样大肆扩张,甚至还在不断容忍周边弱小邻国的挑衅。再次,中国从未无限制提出新的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主张,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对现状永不满足;第四,受益于中国一步步变得外向开放的并非只有中国自身,惠及周边甚至惠及欧美,这已在国际维和、打击海盗、紧急撤侨、疾病控制等行动中得到体现,这难道不也是国际社会的额外利益吗?

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的主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今年是研讨会举办第三十周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是连续多年在这个场合发表主旨演讲。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是客观现实。如果处理不当,双方会不断强化猜忌与不信任,加大解决一些问题的困难。相反,如果双方有更大程度的战略互信,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互的利益冲突,但有助于管控甚至弥合分歧。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认识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13年初开始,美方对中国政府的典型印象有三,即雄心勃勃、经验不足、理性。雄心勃勃是指新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伟口号,决意带领中国人民重获历史上曾有的辉煌;经验不足是指有些重要涉美决策事先论证不够充分,导致草率出台后引发美方强烈对抗,局面尴尬;理性是指中国的决策层在出现冲突后没有像苏联那样选择正面对抗,而是对原有政策作出适当调整以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从2014年后期到2015年初,美方对华认识出现变化,“雄心勃勃”的判断依旧,但“草率”变成了“有意所为”,“理性”变成了“勇于冒险”。美方认为,中国已从“自信”变成了“咄咄逼人”,中美之间逐步从议题之争转向创设秩序和规则之争,因此,美国已基本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

这一年终岁末的研讨会正值中美关系面临“40年来前所未有复杂局面”之际。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在经贸、科技、人员交往等多领域对华采取“攻势”,且在核心关切问题上突破既定框架,旨在维持相对优势,重建霸权。

未来中美首先应当以具体行动切实落实中美新近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的精神。访美期间,胡锦涛主席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希望双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其用意很明确,就是希望中美双方都要慎重而妥善地处理好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

进入2015年后,美国国内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辩论的高潮。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和很多高端智库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报告。美国外交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学者共同发布了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将是美国最具挑战性的竞争者”,呼吁美国动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时使用的一些经济工具来对付中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文提出了一项颇具争议的亚洲地缘政治协议的框架,试图将一些最危险的潜在引爆点防患于未然。华盛顿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的季浩丰表示:“过去35年、五届政府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共识被如此严重地瓦解,以至于我们已经对美中政策的根本基础失去信心”。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现供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认为:“他们正在剥卷心菜,每次剥一片叶子”,“现在,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有共识,但对应该怎么做没有共识”。曾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概念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中国对美国所领导体系的挑战程度有时被夸大了,但也承认“眼下是个不稳定的时期,而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但展望未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及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等美国问题权威专家在研讨会现场一致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仍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国仍然可以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陶文钊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中国周边外交可以看出,遏制政策已经行不通。

冷战结束以来,中方一直主张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求同存异,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分歧,逐步建立战略互信。中方坚持推进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多次表明了永不称霸的态度。中国还采取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在美国最为关注的防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中方给予了大力合作。美方也越来越认识到战略互信问题的重要性。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中美通过相互“战略再保证”增加战略互信,即在美国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中国作出不挑战美国所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杰夫·贝德也主张,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美方公开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无意围堵中国。

除此以外,美国还看不到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明显贡献,没有注意到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中立色彩,忽略了在周边海域和领土争端方面中国的谨慎和忍让,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在其最为反感的抵近侦察问题上言辞反应与实际行动的区别,这些调整和隐忍都是源于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始终如一的重视和维护,源于中国追求和平共赢的文化传统和战略思维。中国从不主动寻机与美国对抗,也总是在对美国的挑衅作出适当回应之后,迅速将中美关系拉回到原来的位置,中国的这种表现并未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而发生改变,可惜单纯注重负面细节的美国很不习惯从整体上去体察和领会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如果美国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战略,而不仅仅是深究与以往存在不同的外在表现;如果美国关注中国的整体外交姿态,而不仅仅是纠结令自己不满的某些细节行为;如果美国关注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一贯表态和期待,而不仅仅是某时某人在某些媒体上对美国发出的强硬表态甚至战争威胁,那么就会对中国有一个更清楚更客观的认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认为,“面对美国这样的做法,国际社会其实有不少意见,但很少有人出来指责美国,中方此时敢于发声,表明了我们坚持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

为增进互信、加强沟通与协调,中美关系日益机制化。两国高层通过互访、会晤、电话、书信等进行沟通与磋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中美还逐步建立起多个层面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涉及教育、科研、能源、环保、减灾,等等,多达60多种。小布什执政期间,中美先后于2005年和2006年发起了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上台执政后,中美又将此合二为一,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双方增进互信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中美军事关系敏感而脆弱,但双方已尝试建立起磋商机制,推进两军关系的发展。2008年年初,双方签署协议,建立了军事热线,对两军关系的发展以及加强合作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在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国内建议调整对华战略的呼声就不绝于耳,并随着中美之间议题冲突的加剧而在今年达到高峰。目前看来,美国确立今后对华战略走势的基本原则是不再纠结于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而是在确保对华优势和控制力的基础上,加强对华改造力度,尽可能多地从外部塑造中国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美国会继续坚持原有的堵放战略,但可能会视情况从原来的“接触与防范”转向“接触加软遏制”,具体表现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指接触尤其是提升军事接触和人文交流的水平和规模,促进中国的社会开放,培养公众对美好感,继续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来影响中国的政治运行和舆论走向,诱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接受美国的价值观;“硬”指对抗,在涉及秩序和原则的问题上美国会更强调正面公开应对,更多借助于国际舆论和统一阵线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不为利益而放弃原则。所谓“软遏制”,就是使用压制、限制、控制、阻滞的方式来明确界限,更积极地参与塑造中国的国际行为。

“美方在经贸、科技、人员交往等领域接连对中国无端设限和打压,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人权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蓄意攻击抹黑,”王毅说,“不仅如此,美方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诋毁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给中国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新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访美期间,胡锦涛特别谈到了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可以说,如何增进战略互信,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课题。

客观来说,当前期待美国改变其对华的不客观认识并不现实,一方面,实力的逐步接近时刻提醒着美国要始终对华保持警觉,不要在任何领域被其缩短差距,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走势,也明显增大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导致其自然选择利用质疑对方意图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安全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差异又是那么明显和深刻,尤其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格格不入,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天壤之别,关注问题的习惯视角也有明显差异,相互理解的难度较大,对对方的意图存疑也就很自然了。

在现场倾听主旨演讲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现在美国有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不是双赢的,是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

然而,2010年的中美关系起伏不定,摩擦不断,相互猜忌加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借此次胡锦涛主席访美之际发表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个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2009年联合声明的主要精神,同时提出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分歧。这是对此前“积极全面合作中美关系”定位的深化与发展,其中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美国历来担心其霸权地位被颠覆,因此时刻以警惕甚至挑剔的目光注视着追赶者,并常常会主动放大后者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能力,既为保持自我警醒,也为给对手施压。奥巴马政府对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判断也如出一辙:第一,基本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强调有所作为,试图将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优势转化为政治和安全影响力,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参与到世界事务进程中,在一些议题上尝试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的选择;第二,试图利用奥巴马政府外交的弱势、其他国际焦点事务的牵扯和美国国会的分裂,大胆迅速地将势力渗透到美国力所不及的区域和领域;第三,利用掌握巨额国有资金的优势,试图创建新的国际规则,并利用新创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来侵蚀和对抗美国已经建立的全球安全秩序,争取分享美国的权力;第四,表面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但内部把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敌人,通过建立准同盟机制与美对抗。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政府近两年来明显加强了对华压力,中美在南海争端、网络安全、前沿军事接触、经贸投资、亚投行等问题上的对抗也常常会占据国际媒体的主要版面,这一切也令美国知华派学者忧心忡忡。他们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考虑,希望双方能够提前应对,防患于未然。

“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在国际交往中实属罕见,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得来不易的互信根基,也严重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王毅在演讲中说,“美方的上述做法,归根到底是对华认知出现了误判。”

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消除双方的竞争,或者解决所有的分歧,而是要避免误解和由此引发的战略对抗

如何理解“临界点”?所谓“临界点”,本是自然科学的专属用词,指由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前,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显而易见,这种状态的转变属于质变,放在蓝普顿的语境里,意即中美关系已经具备了发生质变的基本条件。蓝普顿的依据是,第一,中美相互的恐惧超过了对各自的期待;第二,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受到侵蚀;第三,中美都倾向于将对方视为妨碍自身实现目标的威胁。

“美国会有如此想法,很大原因是因为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本身带来很多的好处,形成了一个惠及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但全球化同时也会让各个国家、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阶层分配不均衡。”他告诉澎湃新闻)说。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担心中国有意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地区机制,竭力将美国排斥在外,以便在该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国增强了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增进同地区内盟友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力图对中国构成牵制。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被中国解读为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有意建立起防护链,竭力压缩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

今年5月6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蓝普顿,在卡特中心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整体上正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性支持正在受到侵蚀。”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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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其难以容忍和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在建国后短短的100多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独特的成长历程和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意识使得美利坚民族充满了自我优越感。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防范任何新兴大国可能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发起挑战。

我们不妨选择一些美国对华的标志性认识,看看误读与真相之间的实际距离。

王毅进一步举例道,有人认定中国一定会像传统大国一样“国强必霸”,最终挑战和取代美国;有人出于意识形态成见,难以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成功,不愿承认世界上除了西方模式之外还有别的现代化道路;有人把美国自身的问题转嫁到中国身上,搞“内病外治”;还有人企图通过对华示强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中美关系已到临界点?

王毅进而敦促美国尽快冷静下来,树立理性的“中国观”和正确的“世界观”,“同中方相向而行,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情报系统,最强大的智库和最多的专家,与中国的接触也超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但其对华认识并未因此变得全面客观。美国的对华误判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政府的相关决策,如不重视必将引发严重的后果。

前文提到的对中美关系发出警世危言的蓝普顿也认为,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的误读。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美唯一的正面对抗是朝鲜战争,当时中美都不想打仗,但一方面是第三方把中美拖入了战争,另一方面中美对对方的反应都出现误判,后果非常严重,导致中美长期相互敌视;一个局部的地区性事件影响如此深远,至今还未消散。当前中美之间的误读仍有很多,美国意识不到自己的抵近侦察会给中方带来多么严重的心理刺激,不知道向台湾售武、接见达赖会给中国领导人施加多大的压力,不清楚自己严重歧视中国企业收购和投资的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其在华形象,不明白中国网络上漫天反美言论的背后,是沉默的大多数和理性声音的广泛崛起。虽然中国也需要明白,并非美国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遏制自己,外交上面临的不利局面并非都是美国在背后作祟,但是从两国的互动来看,强者更容易主导双方相互认知的框架和模式,其对弱者的误判也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因而也就更有责任首先行动起来去改变现状。

美国对华的误读究竟有多深?

当前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之所以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中国究竟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还是挑战者的问题仍存分歧。在保守派的压力下,美国未来很可能会采取比现在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国内理性的声音比以往更稳健也更多见。

在这些辩论的背后,是美国对于中国发展现状的焦虑。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都存在两个基本期待:一是通过支持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最终促成中国在政治领域也成为西方的好学生,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普世价值;二是通过帮助中国从现有秩序和规则中获益,促使其成为现有秩序和规则的接受者和维护者。但是,逐步崛起的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演变,在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之后,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对自己的选择愈发自信;在外交方面中国也变得更为积极,从单纯的被动接纳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对秩序和规则的塑造。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维、新主张,打破了他们一厢情愿的规划。美国原本一直是事端的发起者和掌控者,通过挑起对华冲突获得的收益也超过中国。但在当前美国优势依旧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主动摆脱旧有模式,积极塑造中美互动的新形态,两国间的不平等性出现了趋于平等的势头,中美之间的老冲突频发、新冲突迭现,美方对华的心理不适迅速加剧。

蓝普顿的这一判断颇具冲击力,但是否全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现实中中美两国对于对方的疑虑确实在加深,但疑虑是否表现为恐惧且即将超过期待?这似乎很难去对比,至少从美方的角度来说,对华不信任感的增强并未主要表现为恐惧,而对华的高期待原本就属一厢情愿,回归到正常水平可以解释为理解的加深,并不必然与恐惧增加扯上关系。从两国关系的维稳压舱石——经贸合作来看,由于在华外企得到的优惠政策减少、中国用工成本提升等因素,美国工商界对华投资有下降趋势,这可能也会影响到其维护美中关系稳定的积极性,但一方面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并不必然反映出中美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对美投资和收购美企的活动大幅增加,中国对于帮助提升美国就业的贡献率也在上升,两国商贸关系出现逐步对等的势头,对中美经贸合作的长期作用反倒可能是积极的,并不必然会冲击两国关系,同时两国贸易量仍在较快增长;至于第三条判断,中美确实对对方的一些言行不满,民调也显示两国都有相当部分的民众将对方视为自身的主要威胁,但一方面这种威胁似乎是潜在的、预期中的,当前中美各自所面临的最强硬的对抗者都不是对方;另一方面,中美对于对方实际价值的认识并不悲观,反倒还在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每次战略与经济对话都会出现大量新的突破和扩展,相互的不满并没有妨碍各自对对方正面作用的认同,美国至少还是非常期待中国在阿富汗、朝鲜、伊朗、伊斯兰国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积极作用的,因此所谓“倾向于”并不能准确反映全部现实。

美国对华定位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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