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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则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值此纪念甲午战争失败120周年之际淤,我们有必要重读世界经济史,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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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19世纪60年代末发生于日本的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和现代化改革,这场改革促使日本迅速崛起,因此备受赞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改革前夕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明治政府在开始这场改革之前曾向西方派遣过使团。
巡游西方,学习立国施政理念
击败德川幕府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后,倒幕派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他们恢复了七至八世纪时的太政官制度。理所当然,来自萨摩和长州的倒幕志士和朝廷中的激进派公卿垄断了新机构内的所有职位。这个新型政府只控制着原来幕府的领地,四分之三的日本国土还控制在二百多个大名手中。夺取地方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是明治政府的首要任务。
大棒加胡萝卜实现中央集权
1868年12月,播州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上书天皇,“请将其政权领地悉数奉还朝廷”。这一举动拉开了“版籍奉还”的序幕。酒井忠邦如此识相,倒不是因为他对天皇有多忠心,而是被打怕了。
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幕府的死党、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并不甘心,厉兵秣马准备和政府军决一死战。位于本州岛东北的三十一个藩组成同盟支持会津藩,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宣称要恢复德川家的统治。同盟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成员各怀鬼胎,有些藩和政府军稍一交锋就临阵倒戈。
1868年11月,会津藩若松城被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组成的政府军围困,松平容保开城投降,其他同盟各藩也相继放下武器。松平容保被免去死罪,软禁在江户。长州藩将会津藩的战死者判为“贼党”不允许下葬,尸体长时间放置遭到风吹日晒,或被鸟兽啄食,惨不忍睹。最后一个投降的庄内藩被减封,并被处以三十万两的献金惩罚。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和庄内藩藩主酒井忠笃是同族兄弟,惊恐之下成了“版籍奉还”的突破口。
此前,木户孝允就积极倡导和平实现“版籍奉还”,他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鼓吹宣传了一年,没有一个藩响应。姬路藩的举动让伊藤博文“闻之不胜欣跃”。明治政府决定先拿自己最亲近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开刀,要求这几个藩做出表率。1869年3月,西南四强藩上《奉还版籍奏文》,6月,在北海道最终解决了幕府的残余势力后,平叛大军高奏凯歌,班师回京,天皇诏告天下,同意“奉还版籍”。各大名在军事威慑之下,无不从命。从此,各藩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从诸侯变成了国家公务员,传统的自主权被剥夺。
1871年,明治政府以萨、长、土三藩的藩兵为中心,组建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第一支部队“御亲兵”,约一万余人,交给在戊辰战争中威震四方的西乡隆盛指挥。当年夏天,天皇把藩知事们召集到东京,命令废藩,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县。藩知事们的家禄和贵族地位得以保存,此后在东京居住。一面是丰厚俸禄和贵族头衔,一面是虎视眈眈的西乡隆盛,新政府就这样兵不血刃,把权力集中于中央。
把持了全国的兵马和租税大权,明治政府集政、军、财三权于一身,接下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何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实现国防安全?如何发展经济让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如何防止集权者变成专制者?
一句话,明治政府要怎样做,才能证明自己比德川幕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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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明治新贵们当时并无清晰的想法。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他们“过去仅仅考虑了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权,这个事业现在已经完成,以后该怎么办就感到很困惑了”。
早在1869年,明治政府雇佣的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就建议,应当派遣官吏切身体验一下西方文明。1872年正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之时,明治政府打算派遣使节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制度。
1871年12月,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约五十名使节团成员,率领五十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考察。使节团成员中,以来自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使团的正副大使也各有分工,岩仓具视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孝允重点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利通重点考察各国产业发展状况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给使团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使团第一站是美国。1892年1月15日,使团抵达旧金山,他们当中只有伊藤博文出过国,会讲英语。1月23日,在旧金山市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伊藤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向全世界展现了明治政府的新形象,他指着日本国旗说:“红色圆形将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封盖我帝国的蜂蜡,将来,人们会清楚地懂得其真正的含义,它象征着值得尊敬的初生太阳。日本必将与世界各文明国度为伍,犹如不断向上升起的一轮红日。”
不过,当使团到达华盛顿后,“红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遭到拒绝,使团便将重点转向了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上。
经济以英为师,政治以德为师
岩仓使节团初定下的期限为六个月,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零距离观察终于让使团认识到,“欧美”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有些国家发展比其他国家快,“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方,文明越简陋。”
木户孝允刚一到美国,就被“西洋”所震撼,他致信国内,承认自己此前对西方的先进性认识不足,说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大久保利通在英国被漫天黑烟的工业化盛况所震慑,流露出一种深刻的挫折感,甚至认为自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不过最终他还是重拾信心,发现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英国强盛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应该以英国为师。大久保还迷上了雪茄,尽管迈着笨拙的步子跳交谊舞让他不情愿,可也让他明白,搞外交是要带着夫人的。
最让使节团感到此行不虚的,是刚刚打赢普法战争的德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使节团认为德国“有酷似我日本之处”,研究德国的政治比研究英法更为有益。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招待会,大久保利通向俾斯麦请教小国如何富强,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
“强权即公理”的铁血政策,让大久保利通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使团想要修改条约却处处碰壁,从此他就成了俾斯麦的忠实信徒。重点研究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认为,日本人知识水平低,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他决心以德国为蓝本,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
这次考察耗资一百多万日元,占日本1872年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以上。使团出发前,和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签订了一个“约定书”,规定“国内重大改革要等使节团回国后进行”。1873年5月8月,使团成员陆续回国,他们发现,留守派违约了。对于建国的道路,留守派和洋行派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维新三杰”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

这是笔者为《甲午战争与中日大分流》书稿准备的材料,将发表于《管理学刊》或《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2期。《甲午战争与中日大分流》如果明年不能完成和出版,书名将更改。本文完成于2014年9月19日,全文3万字,将分三次陆续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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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其成员中还产生过两位日本首相。岩仓使团将欧美各国学习到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引入当时相对落后的日本,促使日本走向西方世界,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的国家。

摘要:晚清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只是满清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败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他们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道路,而满清政府则走的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改革开放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改革开放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本性道路,然而,我国却陷入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支配中国知识界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值此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重读世界经济史,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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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更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这场改革的核心——全面西化,起源于对欧美国家的一次考察,考察团的名字,叫岩仓使团。

关键词: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中国模式

晚清政府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只是晚清政府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晚清领导集团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则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发展战略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道路,然而,我国却陷入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知识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影响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值此纪念甲午战争失败120周年之际淤,我们有必要重读世界经济史,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那么,岩仓使团的成员都有谁?其中产生了哪两位后来的日本首相?他们出使欧美的初衷是什么?英国的自然状况与日本极为相似,使团成员们为何却选择借鉴德国的宪政体系?同样学习欧美,清朝派出的使团回国后为何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中国人毫不知晓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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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33年幕府发布第一次锁国令起,日本经历了近250年的闭关锁国体制。这期间日本船只被禁止出海从事贸易,凡偷渡者一概处以死刑。日本海外贸易的伙伴,除了同一文化圈的中国、朝鲜外,只有被视为不具威胁的荷兰。荷兰商人可以前往日本进行贸易,但被限定只能在长崎港内的出岛进行活动,时刻受到幕府严格控制。虽然来自荷兰的“兰学”在日本有所传播,但其内容只涉及医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的皮毛,至于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则被严格封锁。

记者:贾教授,您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一年多以来,我国一直在反思甲午战争惨败的历史教训,但很少有人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满清洋务运动失败的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您在2012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据我所知,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的一个全新观点,你能具体谈下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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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当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展示了工业革命的威力后,幕府再也无法延续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不得不从锁国体制转向“开国进取”。佩里舰队叩关后不久,走在前列的日本知识分子就已嗅到近代工业列强散发出文明火花的味道,产生了学习欧美、改造日本的渴望。

贾根良:我所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包括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指导其成功崛起的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说,而且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学说。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以迅猛之势展开,这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日本被其国家精英们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联系。我们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我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以及明治维新的绝大部分国家精英们完全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我可以举出这方面的四个历史事实作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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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主张日本应向西方学习,“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为了切身体验西方的近代文明和制度,志士吉田松阴甚至想冒生命危险,偷渡前往美国学习。

第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保护税说》,在该书中,他提出日本必须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并在该书的《附录》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有关贸易保护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这种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当时任内务部部长
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写到,“现在是最适当的时机,政府和官员们应该采取保护性政策,旨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尚未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建立”;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久保利通显然对亚当•斯密不屑一顾,因为他向天皇推荐效法的是遭到亚当•斯密大力批判、但却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早在1860年,幕府就已向美国派出使节团进行考察。当时的使节团副使村垣淡路守在《航海日记》中记载了自己所目睹的美国议会议事情形:“其中一人起立,大声叫骂,比划手势,宛如狂人。”对于刚从封闭落后的日本走出的使节团而言,议会是既新鲜而又陌生的事物,以至于保守的村垣淡路守将美国议会政治视为“宛如我日本桥之鱼市”。

第二个历史事实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帕申·史密斯何许人也?迈克尔•赫德森的书中写到,帕申·史密斯是美国内战以前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他同时代的着名李斯特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是曾担任林肯与约翰逊总统两届政府国务卿苏厄德的追随者和顾问,曾一度在苏厄德国务卿任期内的国务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手册》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党成立还要早一年。该书为这个新政党的以下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保护性关税、工业化战略、内部改善以及废除黑奴制度——所有这些政策在美国内战的重建时期一直在实行。”苏厄德在访问日本时,与日本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日本要求美国为其天皇派驻国际法律顾问,帕申·史密斯因此就担任了这一职位。作为坚定和充满激情的李斯特主义者,帕申·史密斯极力促使日本的国家精英们采纳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的国家发展战略,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他最终实现了以其经济学说作为“帝王师”的人生目标。

随团一起出使的福泽谕吉,却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体验,并提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他主张日本不应等待其他国家开化之后共同开发亚洲,而应“脱其伍而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

第三个是1870年11-12月间,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辅伊藤博文前往美国考察财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国高关税保护制度的启发,1871年3月,在美国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给政府的意见书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开化之国如我国者”,关税保护乃是最合适的制度,英国之所以富强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兴产品之制造”,现在英国人主张自由贸易,“并谋诱导我国亦行此法”,“此乃彼国谋求自利之术,对我国有大害;我国应如同美国设置关税保护,以发展我国内之生产”,当伊藤博文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以关税保护、国家银行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在日本的坚定推行者。正是根据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议和伊藤博文这次考察的建议,日本政府决定中央银行采用由国家控制的美国国家银行体系模式,而非采用私人控制的英格兰银行模式,1872年颁布国家银行条例,并在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强对日本金融体系的控制和支配,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工业化提供了关键性的国家信贷支持,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当时日本对西方文明了解的渴望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翻刻的版本就达22种之多;福泽谕吉的《西洋情况》连同盗版在内,初版就发行了40万册。

第四个历史事实是岩仓具视使节团对美欧国家立国之道的大规模考察。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废藩置县、消除割据势力,日本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战略,因此,他们决定派出被称为“几近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的大规模使节团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踏上了“考察美欧”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历时一年零9个月。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他们积极地阅读美国学派先驱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如美国将军和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论着;然后,他们到了德国,在当时的德国,正如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写道的,“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还是俾斯麦的案头书”,所以,他们阅读李斯特的着作,并在柏林的许多场合会见俾斯麦,俾斯麦向他们指出了19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的活生生现实,指责英法的殖民统治,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弱小的普鲁士如何成长为德意志帝国的艰苦奋斗的历史,这不仅给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日本崛起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治维新后,通过废藩置县完成了日本国家的统一,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态上,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却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明治政府的首脑们发出自问:“政务上应施何种方略?外交上应以何为标准?”

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之路: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道路

1869年,明治政府雇佣的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建议,应派遣政府官吏考察西方列强的发展模式,切身体验一下西方文明。到了1872年,正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之时,明治政府打算派遣使节团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与制度,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参照。于是,明治四年11月,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约50名使团成员,率领50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考察。使团成员中,以来自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

记者:贾教授,我记得您曾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指出,在日本,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就是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迎接西方挑战的这种思想闪电。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么说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其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呢?

在使团出访前,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等留守政府要员达成约定:在使团出访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重大改革;如不得已进行改革时,应知会使团;待使团完成使命归国后,参照对各国考察情况再实施改革。

贾根良:这是因为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落后国家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不仅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经济学说,而且它也是以这三个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抱着满腔希望出使欧美,没想到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日本使团出洋的主要目的之一——修改不平等条约,遭到挫折。美国拒绝修改条约,英国甚至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法、比、德等国在修约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见修订不平等条约无望,日本使团便将重点转向了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之上。

由于英国在1750年以前在制造业上落后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而美国和德国是英国崛起之后的追赶型国家,所以,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落后国家的崛起之路,它具有三个核心的特征。首先,拒斥自由贸易理论,通过关税保护建立起本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高端产业,这种高端产业在当时就是制造业或者说工业。从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经济先后受到汉撒同盟和低地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在反抗这种命运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英国的国家精英们终于摸索到了“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经人授意,把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确定为国家战略:“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正是按照这种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英国通过对当时印度次大陆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高科技”棉纺织品的禁止性关税保护,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最终催生了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的爆发。[2]英国在大机器工业占据世界垄断地位后,转而诋毁贸易保护,大肆宣扬自由贸易,但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英国自由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3]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指出的,踢掉英国攀高时贸易保护的梯子,以免别的国家跟着他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和德国接受英国经济战略家的洗脑,他们将面临着在长期内沦为其殖民地的命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和德国着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奋起反击,制定美国和德国后发崛起的新战略,最终促成了美国和德国通过保护主义工业化道路在1900年崛起为超越英国的工业强国。

岩仓使团最初定下的考察期限为半年,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在近两年的时间中,使节团广泛接触各国政府首脑和各阶层人物,考察了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兵营、要塞、学校、报社、福利机构、博览会等,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有了较深认识。

其次,通过军事扩张重构世界经济版图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无法摆脱与他国的国际经济关系,英国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这种体系与以往西欧封建帝国对他国的军事统治以及满清帝国的朝贡体系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支配与臣服的关系,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是建立在工业国和原材料供应国的异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这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诞生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所谓殖民地在经济学上的经典定义就是成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殖民主义时代,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通过武力建立殖民地并强制其实行自由贸易是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虽然这并非是正义之路。所以,处于崛起过程中的英国,作为军事财政国家,[4]通过战争将制造业比其先进的印度次大陆置于其殖民地的命运;美国在高关税保护的同时,派遣海军中将佩里在1851年率领舰队强迫日本签订“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条约;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召集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瓜分世界市场的《柏林条约》。在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如果那个国家试图“和平崛起”,无异于痴人说梦,最终必将陷入任人宰割的命运。

伊藤博文说:“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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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岩仓使节团到达英国,岩仓使节团在英国逗留考察了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先后参观考察了英国各主要城市的工业企业。英国雄厚的生产能力给日本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久保在写给国内的信中指出:“到任何地方参观,均不见有农产品,只有煤和铁而已。原料皆由他国输入,然后再输往他国。工厂的盛况早有耳闻,此次考察方信名不虚传。到处黑烟漫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原因。”

英日两国同为资源缺乏的岛国,而且自然条件相似,大久保在信中还写到:“英国其形势、位置与我国无异,故此国之人每称日本为东洋国,但以营业力而论,其悬殊亦甚”。

使团看到长期处于小农经济形态之下的中日两国,以农耕为立国之本,重农轻商成为基本国策,民权物权得不到伸张,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人们尚缺乏从事商业的精神动力。英国则尊重国民的财产权。由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国民精神倾注于世界贸易”。日本使团意识到,鼓励发展工商业、尊重私有财产乃是英国“雄飞的物质基础”。

通过对英国的考察,使团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只有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从事贸易,方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富强。为了调动民众参与工商业的积极性,则须重视私有财产的保护。在使节团回国之后,随意侵犯私人财产的“充公权”、“征集御用金权”等特权即被废除。后来制定的明治宪法中更规定“不得侵犯日本臣民的所有权”。

大久保利通“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务必要从殖兴产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1874年,大久保利通制定《关于推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决定依西方样板大力发展日本的近代工业。

殖产兴业初期以政权力量扶植国有企业为主,政府中的大藏省负责资金的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专司矿山、工场和铁路三大部门的经营建设,内务省则主要负责农业、畜牧业和农产品的加工。到了1880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官业下放令”,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这标志着殖产兴业政策从以国营企业为主转入到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之下,甲午战争前,日本实现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的工业化;日俄战争前,日本完成了以机械、钢铁产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从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开始,三十年内,日本基本完成轻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工业国家,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英法美德。

在欧美的考察中,日本人看到西方列强的富强是和其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优良的体制,必然推动创造力的发挥;一个健全的制度,也必然推动竞争力的发扬,由此带动整个社会进步。由于国情的不同,欧美各国的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在走向近代化道路上的日本,该仿效哪国的政治体制呢?

考察完英美等国之后,使团成员认为英美的政治制度暂不适合于日本的国情。大久保利通将世界各国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即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和君民共治政体,并认为民主政体可以在美国、瑞士的国民中实行,但对国民“习惯旧习,盲崇宿弊”的日本则不适用。

在考察团中木户孝允负责考察各国宪法,到达伦敦后他即将日本在德国的留学生青木周藏召到英国,就制定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等系列问题与青木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和研究。1873年使节团到达德国,对德国宪法进行实际考察。

普鲁士先后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通过战争完成国家统一,并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统一后的德国,在国家宪法中设定了国王拥有无上大权,议会上院由国王指定人选。虽然存在选举和党派,但在选举中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又保证了贵族在下院的多数地位。普鲁士成为一个“以议会粉饰门面,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国家”。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官僚制度、军国主义传统、容克贵族的特殊地位,这些对急于追赶西方工业强国,在明治后执掌权力的日本官僚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考察了普鲁士式的政治模式后,使节团得出结论:“此与日本酷似,研究此国政治之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在后来制定明治宪法时,木户甚至断言日本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

1882年,日本再次派遣伊藤博文率领“宪法考察团”赴德国考察宪法。伊藤博文到柏林后请教柏林大学的法学专家格奈斯特,格奈斯特给伊藤的建议是:“尽力缩小议会权限,加强君权和行政权。”对此伊藤博文心领神会,决定参照普鲁士宪法,制定日本宪法,开立宪制度。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如普鲁士宪法一般设定了主权在君,天皇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统帅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由贵族、天皇指定的议员以及纳税大户组成;众议院由具备一定财产资格,年满25周岁的男子选举组成。

内阁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他们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和国民负责。明治宪法中还将军事部门置被于政府管辖之外,保证了军队统帅权的独立。日本国民被称为天皇统治下的“臣民”,虽享有信仰、言论和集会等自由权利,但这些权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于不妨碍安宁秩序之义务限度内”才能享有。

在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学习上,明治维新的干将们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宪法体制为蓝本进行复制,建立了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

明治宪法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宪法。虽然宪法中存在着诸多保守的方面,但在当时却是有着它的进步意义。

在欧美考察中岩仓使节团看到欧美各国普遍重视教育,以提高本国国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为工业化建设培养所需人才。木户孝允认为日本人与欧美国家的人没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教育程度。使团意识到,日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实现普及教育、建立新式学校,为日本的近代化培养出大批人才。

岩仓使节团还发现在教育内容上,东西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有形之理学”指与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无形之理学”则指儒家的经学。使团意识到,如果不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造,就培养不出堪当重任的人才。

为配合日本推行“文明开化”的目标,培养学以致用、适合工业社会需要的人才,明治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效法西方各国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

明治政府不顾国家财力的可承担程度,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1879年日本的小学达到了28025所,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在明治维新之前,教育仅局限于40万武士。至明治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中学和各类专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兴办,1877年出现了第一所综合大学——东京大学。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分析日本为何在明治维新后一跃而强时,指出其关键在于仿效了欧洲近代学制,实现普及教育。甲午战争前日本全国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叹息道:“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

岩仓使团成员们,通过亲身对西方列强的参观考察,兼采欧美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教育上的特点,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使日本未经任何中间阶段就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在岩仓使节团赴欧美前后,中国也曾经派遣使节团前往欧美。1868年中国派出赴欧美使节团,全权大使竟然是美国人普安臣。被赞誉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1879年使英归来后,因赞颂西方政治制度,被朝野上下唾骂,只得辞职返乡,他所着的《使西纪程》也因称颂西方文明,备受诋毁而至毁版。

1905年底,清廷方派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以为“预备立宪”。而此时的日本已分别在对马海峡和沈阳击败俄国,进入世界一等强国之列。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中叶对西方学习的道路之后说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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